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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風采】李劍農:唯物史觀與學科融合的典範

2022-01-11 13:55

關鍵詞:李劍農;史學家;唯物史觀;學科融合

李劍農(1880—1963),湖南邵陽人,著名曆史學家、經濟史學家。1906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1911年回國參加辛亥革命,曾任湖南省務院院長兼教育司司長。1924年11月,因與湖南軍閥趙恒惕政見分歧離職,自此專心治學,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學。

1927年夏初,李劍農赴上海,擔任太平洋書店編譯主任,除撰寫《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蘇俄的東方政策》等書外,集中精力研究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1930年秋,李劍農受聘於manbetx被锁定 ,曾任文法學院教授兼史學係主任,講授中國近代政治史。1930年出版《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1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政治學概論》,後將《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擴充為《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942年由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出版,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受到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商務印書館、複旦大學出版社等先後出版過10多個版本。1956年英文版本由印第安納大學著名華裔曆史學家鄧嗣禹翻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多次再版。1964年,印度語版在新德裏出版。2013年,manbetx被锁定 出版社在國內首次推出英文版,並被列入manbetx被锁定 “百年名典”叢書。

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方麵,他曾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大影響,致力於挖掘史料與史實的建構,從而顯示出實力派的風格。他傾二十餘年之力撰寫的三卷本《中國古代經濟史稿》,堪稱中國古代經濟史學科肇始期的代表作之一,受到學術界廣泛推重。1949年他回到邵陽,參與湖南自救運動。1950年7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顧問,不久仍回武大執教。1954年任全國政協委員,同年雙目失明。1963年12月14日病逝。

李劍農是中國近代史和古代經濟史研究領域的重要開拓者之一,曾長期擔任manbetx被锁定 曆史係主任,其代表性著作《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和《中國古代經濟史稿》至今仍是相關領域的重要參考書。他集史學研究、報刊編輯、教育等事業於一身,成為中國近現代重要的史學家。1943年,他出版了《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該書在取材與敘事方麵頗具特色,中外文版不斷再版,被譽為“中國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麵的評述”,長期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為政治學史領域的經典著作。1991年,李劍農、陳寅恪、陳垣等14位中國籍史學家被收錄於美國紐約格林·伍德公司出版的《近代國際大史學家辭典》中,進一步奠定了他作為國際史學大家的地位。

投身辛亥革命 讚頌中共領導

1880年6月10日,李劍農出生於湖南省邵陽縣灘頭(今邵陽市隆回縣灘頭鎮)磚屋村。童年時代讀私塾,1904年考入湖南省中路師範學校史地科學習,專攻曆史。他在少年時代就受到維新救國風潮的影響,熱情支持維新變法,並在學校加入了中國同盟會。1908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任教時期,他積極向學生傳播革命思想。1910年,李劍農抱著求知與救國的意願東渡日本,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

在日本學習期間,他除了刻苦攻讀“政治經濟學”有關課程外,還積極參加同盟會的各種活動,與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均有廣泛接觸。1911年秋,武昌起義爆發,他毅然放棄學業,回國參加革命鬥爭,並迅速編成《武漢革命始末記》,熱情歌頌人民向往民主、向往自由的英勇無畏的鬥爭精神,無情揭露了清朝統治者凶狠殘暴、獨裁反動的腐朽本質。

1912年春,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當時,李劍農在漢口《民國日報》擔任新聞編輯。該報反對袁世凱推行複辟帝製、鎮壓共和的獨裁統治,支持全國各地武裝討伐袁世凱的革命行動。1913年6月24日該報被查封,李劍農因而遭到通緝。1913年7月,他乘輪船西渡,到英國留學,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研究歐美各國的政治理論和政治製度,查閱政治史和憲法史等有關資料,深入研究了英國的議會政治和聯邦製。

1916年夏天,李劍農從英國學成歸國,在上海擔任《中華新報》編輯,專寫政論,揭露反動軍閥的暴行,倡導政治改良。翌年,他又與同學創辦政論刊物《太平洋》雜誌,毛遂自薦,擔任編纂主任,並發表一係列文章,宣傳調和,促進各派勢力互相讓步,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統一。1920年,他接受湖南省省長趙恒惕聘請,參加起草湖南省憲法,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省級層麵的憲法。1921年12月,他擔任湖南省務院院長,兼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長,試圖在中國造就一塊民主試驗田。由於軍閥統治的腐敗,這一理想很快破滅。1924年11月,因與當局政見分歧,他憤而辭職,專門從事教育與學術研究。

晚年的李劍農在思想覺悟和寫作內容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自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學說,運用階級鬥爭理論分析曆史。他由以前的一個自由主義者,到不談主義的曆史學者,再轉化為對共產黨頗有好感的參與者。1949年春,李劍農參加了當時的湖南自救運動。如果說,他這時出於痛恨國民黨的腐朽而顯露出對共產黨的好感,那麼,到1949年10月,他在思想上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社會曆史發展的角度領悟到“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正因為如此,1950年他受聘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顧問,1954年至1963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會第二、三屆委員,繼續為國家獻計獻策。1954年,《明清史講稿》尚未修改付印,李劍農即雙目失明。1963年12月14日,他因病醫治無效,在武漢逝世。

秉承唯物史觀 堅持實事求是

1928年,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李劍農《中山出世後中國六十年大事記》,全書60多萬字。他認為,戊戌變法之前的變革隻是器物之變,而政治變革則是從戊戌變法開始。為了交代清楚變法之前的背景,他以孫中山的出生年份為起點,對1866年至1928年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做了係統而翔實的梳理與記述,為其後編寫《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積累了素材,奠定了基礎。

1930年10月,《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出版,四年內就再版過五次,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影響。1930年秋,李劍農受聘於國立manbetx被锁定 ,擔任史學係和政治學係教授,講授中國近代史、中國古代經濟史和政治學概論。為了適應教學的需要,1942年他刪除了《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的“導言”、第十二章“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的解釋和今後的去路”,增加了“導論”“鴉片戰爭”“洪楊革命時代”“西法模仿時代”四個章節,擴充為了《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960年,他又對《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稍做改動,更名為《戊戌以後三十年政治史》,由中華書局出版。

《政治學概論》

1931年,鄒韜奮發表書評文章稱讚道:“關於曆史的書,往往有枯燥的毛病,使讀者看了覺得混昏欲睡,但是《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這本書雖有六五二葉,不可謂不厚,卻能使讀者看下去很像看小說,感到興趣,覺得著者對於繁複的材料有如左右逢源,拈來即是,整理之有條不紊,評述之明白暢快,能使讀者對於以往三十年中我國的政治事實得到很清晰的概念。”

目前,《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是國內外學者經常參閱和廣泛引用的經典著作。這部著作取材精準、資料翔實、敘事準確,對曆史事件注意追根求源,並聯係當時社會形勢全麵分析,還曆史的原貌。而且,該書評論時局無所忌諱,伸張正義,對於曆史名人也不例外。

遵從曆史客觀性,這是史學研究者應遵守的第一要務,無史料支撐則不能妄下判斷。李劍農曾說:“我們研究曆史的人,最宜注意的,就是以客觀的事實下判斷,不要以主觀的感情下判斷。”

在論述鴉片戰爭曆史時,李劍農認為:“林則徐在道光時代的大吏當中,是一個實心任事、超出流輩的卓卓者。他那懇切至誠的精神,我們至今還是應該敬仰、佩服。但他對外的思想知識為時代所拘。”可見,李劍農能從曆史實際出發,全麵客觀地評價曆史人物,恪守古今曆史學家評價曆史人物時應當遵循的原則。

運用比較法分析曆史事件與人物成敗的原因,這是該書的另一大特色。如在“洪楊革命時代”一章中,他在分析太平軍失敗與湘軍勝利的原因時,就分別在四個方麵進行了比較:第一,在軍事策略方麵,太平軍隻顧向前,不顧後方的安全與否;湘軍則腳踏實地,步步推進,對於後方的安全問題一點也不放鬆。第二,在政策製定方麵,太平軍隻顧攻城,不顧治地,隻顧掠食,不顧撫民;湘軍則以駱秉章、胡林翼擔任上遊治地撫民的工作。第三,在人才方麵,太平軍有政治才幹的人太少;湘軍則有才幹者甚多。第四,在思想主義方麵,太平軍的民族主義被洪秀全的神權主義所改變,失去了應該有的效力;湘軍所持孔孟之儒家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深得人心且洪秀全的神權主義是假的,曾國藩的名教主義是真的。

正是由於上述特色,該書出版後在社會上大獲好評。1947年,《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由商務印書館製成平裝本,分上下兩冊出版,1948年再版。近十年來,複旦大學、manbetx被锁定 等國內大學和出版機構又多次再版。台灣商務印書館也曾於1963年刊行該書,1992年再版。

華裔學者助力 奠定國際地位

1950年,鄧嗣禹在印第安納大學執教中國近代史時,由於缺乏教學資料,便將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的部分內容譯成英文,用作研究生參考教材。1950年5月,他在美國《遠東季刊》上發表書評文章,認為“該書既不太詳細也不太簡短。它沒有包含太多不必要的人名。作者觀點中肯客觀,不偏不倚,是一本理想教材”。在之後幾年中,他以1948年商務印書館的版本為基礎,對全書進行翻譯。

為了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的內容,體現原著學術價值,鄧嗣禹在準確理解和精心翻譯的同時,在征得劍農先生同意之後,對原著進行了調整和增刪。首先是在正文之外增加了五個輔助部分:譯者前言、參考書目、閱讀背景與注釋、人名與地名索引,每章均插入1—2張中國分區地圖。在正文中主要增加的是背景知識,有些是直接加在書中,有些則是以尾注的方式放在了書後增加的注釋之中。據筆者統計,英譯本各章節中,僅增加的注釋就有196條之多,涉及曆史人物、革命事件、社會運動、官職名稱、民族習俗等。這就意味著,譯者不僅需要調動多方位、多學科、多視角的知識儲備,還要傾注大量心血與研究心得,同時還要有宏觀的考量與微觀分析、取舍的多重能力。為了讓西方讀者閱讀到更為地道的英文文本,後經鄧嗣禹在芝加哥任教時期的碩士生、時任Rockford學院講師的英格爾斯(Ingalls)參與潤色。

英文版《中國政治史,1840—1928》

1956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與D. Van. Nostrand出版社同時出版,書名為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中國政治史,1840—1928》)。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先後於1962年、1963年、1964年、1968年再版該書;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在1967年、1969年兩次出版該書;1963年,美國東西出版社(East-West Press)也曾出版過此書;1964年,印度語版在新德裏出版。

20世紀50—70年代,該書在美國研究生教學中是非常流行的參考書。2006年,著名學者蕭致治在manbetx被锁定 版《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再版前言中介紹:“該書英文版前後共計發行了5200冊,其數量之多,在美國同類著作中實屬少見。”2011年,美國Literary Licensing,LLC出版社在兩個月(9—10月)時間內又曾兩次再版(封麵注明李劍農、鄧嗣禹著)。2013年11月,manbetx被锁定 出版社首次在國內出版英文精裝版,並被列入manbetx被锁定 “百年名典”叢書。

鄧嗣禹在英文版《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出版之前,首先交給費正清審閱,並在此書第一頁顯著位置注明“獻給費正清”(To 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回信認為《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麵的評述……對於西方的研究學者來說,作為一種可靠的紀實史和重要資料的簡編具有重要價值”。

此外,該著作亦受到國際史學界廣泛讚譽。耶魯大學漢學家沃爾克(Richard L. Walker)看到英譯本,於1957年4月在《美國曆史評論》上發表書評指出,“李劍農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它不僅是作為這一時期研究生的基本參考書目,而且也作為這一曆史時期中國學術評價的觀點,引入西方。鄧嗣禹和英格爾斯在編輯與翻譯中克服了許多困難,將原始的中國資料轉變成易懂的英文。通過刪掉重複的內容和增加係統的注釋、索引和文獻目錄,將李著的價值進一步強調出來”。

哥倫比亞大學的偉伯(C. Martin Wilbur)也指出:“翻譯者通過刪除書中許多累贅的內容,縮短了書籍的篇幅,對原書內容重新進行了文獻編輯,對許多來路不明的詞句增加了引文,同時還增加了效果良好的書目提要和地圖。對於西方各層麵的學生而言,他們都將是這些工作的受益者。”華盛頓大學的斯坦利(Spector Stanley)也於1958年發表書評指出,“對於一本學院層麵的教科書而言,譯者不僅提供了鮮活的評述內容,而且還提供了一種廣泛了解中國曆史著作的翻譯標準。這本書對於一直受到困擾的美國教師與學生而言,將提供最大的實用價值”。

多學科融合 創新研究方法

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往往會涉及自然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多個知識層麵。學習與借鑒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有助於當前史學工作者吸收他們治史的經驗和方法。

2015年5月4日,胡昭曦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綜合研究是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再次強調了這方麵的問題。李劍農將史學與政治、經濟等其他相關學科相結合,進行多學科、多方位、多層次的綜合研究,采用多種證據弄清曆史的真麵目。李劍農的治學方法有著普遍的借鑒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李劍農(左一)與學者攝於manbetx被锁定 。 資料圖片

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方麵,1943年,李劍農的《中國經濟史講稿》由藍田新中國書局出版。1957年,他的三卷本《中國古代經濟史稿》由三聯書店出版,其中包括他重新編寫的《先秦兩漢經濟史稿》《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和《宋元明經濟史稿》。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最早出版的中國經濟史多卷本著作,用於全國各高校的教學參考教材,其權威性為學界所公認。

李劍農在古代經濟研究中,更多談及政策、製度、戰爭、地理位置等因素對經濟的影響。例如,魏晉南北朝的人口大量遷徙,其主要原因是政局動蕩、戰火不斷。再如,長安因秦漢二代皆為政治首都,所以也是財富集中的商業都會。但就交通而言,長安在自然地理方麵不是非常便利的。故而在經董卓之亂後,長安興廢無常,皆受政治影響。

事實證明,在深入研究中可以發現,有些事情看似是經濟問題,實則是政治規律、社會發展階段或自然規律在起作用;有些事情看似是政治現象,實則為經濟問題或文化問題。隻有跨學科的研究,才能接近事物的本來麵目。當今時代,曆史研究走向多學科研究,既是學科本身發展的趨勢,也是現代社會發展對史學提出的更高要求。要想打造一部經典著作,就必須沿著這樣的思路去開展研究工作。

李劍農在研究太平天國運動前的經濟背景時,將清代人口的增加數字與墾田麵積列成表格,以證實當時的人口數量超過耕地麵積和生產力所能容納的供給。土地不夠分配,則農民日漸貧困,賣田以解饑餓,繼而貧富差距拉大,民眾失業現象增加,由此造成民眾被迫起義的局麵。

李劍農在描述太平天國運動時,將其放在宏大的曆史環境下,分析了太平天國運動對清王朝統治動搖和地方勢力的影響。他指出:曾國藩由幫辦團練人員發展為湘軍,就是清朝國家兵權移入漢人的起點。地方巡撫取得國家軍事實權,軍隊由單元體變為多元體,中央集權統治力減弱。正是他將曆史事件因果關係普遍聯係起來,才能發現清王朝覆滅的誘因。這也正是民國時代軍閥割據導致國民黨統治覆滅的誘因。李劍農分析太平天國運動時,並不拘泥於一時成敗的分析,而是致力於對曆史事件整體的預判,將目光放遠至清朝整體決策的對錯,乃至幾十年後北洋軍閥的分析上,結合具體曆史事件進行論述。

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形態的研究,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有兩段經典的論述:“資產階級經濟學隻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幾個時代”。其焦點問題,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和理解馬克思的上述論述。討論的問題主要包括:什麼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中國是否存在過這種生產方式;中國是否經曆過奴隸社會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性是什麼等。

在中國古代社會是否存在奴隸社會這一問題上,李劍農認為:中國在殷商時代為未成熟的奴隸社會,或者是早期的奴隸社會。因為當時耕具普遍粗拙,一人以手足之力有限,隻有集多數人共同耕作才能實現,故其社會組織則以公社製為基礎。而奴隸為部族所公有,與土地無異,故中國殷商時代為奴隸社會。李劍農對於社會形態的看法,完全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盡管各派學者所處的立場與觀點互不相同,但是他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進行分析,從整體上來組織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寫作,並且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

1957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稿》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部分及宋元部分的論述,與1943年出版的先秦兩漢部分有所不同,其內容更加充實,時間跨度加大,更加完善。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後出版的第一部中國古代經濟係列研究的專著,該書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為線索,著重探尋古代農工商和這一時期經濟製度的發展,關注到這一時期新興產業的發展、對外商業貿易的興衰變化。

1984年,《國際大史學家辭典》主編呂希安·波亞教授通過北京大學張芝聯教授致函中國史學會,表示他們將編撰一部《國際大史學家辭典》,收錄自古迄今的世界各國有特殊貢獻的大史學家。原計劃收錄中國史學家30人。後經中國史學會認真研究,確定推薦中國古今大史學家33人入選(僅限於已故史學家),並約請專人撰寫詞條。由於全書篇幅過大,後來分成古代和近代兩冊出版。《古代國際大史學家辭典》收錄1800年前去世的世界各國大史學家312人,其中包括司馬光、王夫之等19位中國史學家,1989年由格林·伍德公司出版。《近代國際大史學家辭典》收錄1800年以後的世界各國大史學家664人。其中包括中國(含華裔)史學家14人,李劍農、陳寅恪、陳垣和顧頡剛等人入選,1991年由格林·伍德公司出版。

李劍農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不僅一貫遵循實事求是的治史原則,同時又以進化史觀、唯物史觀為指導,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關係、多學科跨學科的角度,對曆史問題展開研究。在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礎上,他既體現出了時代特征,也展現了自己的學術研究特色,對當今的史學研究仍有參考和借鑒價值,對理解和認知中國近現代史學思想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作者係香港國際商學院上海教學中心教授;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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