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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龍:全麵依法治國這五年

2017-10-23 10:35

珞珈講壇第188

時 間:2017年6月8日(周四)下午15:30

地 點:manbetx被锁定 櫻頂老圖書館

主講人:李龍 manbetx被锁定 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題 目:全麵依法治國這五年

主講人簡介:

李龍(1937—),男,湖南祁陽人,1958年畢業於manbetx被锁定 法律係。manbetx被锁定 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院士待遇。

現任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馬工程”重點教材審議委員會委員,manbetx被锁定 法學院教授委員會主任,manbetx被锁定 人權研究院院長。2012年獲評中國法學會“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2016年榮獲“李步雲法學獎”。

曾任國際法律哲學與社會哲學協會中國分會副會長,教育部法學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顧問,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法理研究會副會長、顧問,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顧問,manbetx被锁定 法學院代院長,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國家2011協同中心認定工作專家。

主要學術貢獻:李龍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法理學、憲法學以及法學教育,尤其在法治、人權、法的一般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憲法基礎理論、法學教育改革等領域的研究有獨到之處。出版專著、教材(主編)30餘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法學研究》、《中國法學》等核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60餘篇,培養了100多位博士。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4項、一般項目2項、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項、一般項目2項。1997年、2001年、2005年獲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998年獲教育部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2年獲國家優秀教材一等獎兩項、司法部科研一等獎一項,2004年、2009年獲湖北省人民政府科研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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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龍:全麵依法治國這五年

全麵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曆史任務。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並於1999年載入了國家憲法。特別是5年前的2012年,黨的十八大宣告,全麵推進依法治國,並於2014年召開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麵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提出並實施司法改革190多條措施。曆史證明,依法治國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舉,是新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裏程碑。事實驗證,依法治國是治國之道、強國之路、興國之本。尤其是全麵依法治國這五年,更雄辯地證明了這一結論。

全麵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

“三者統一”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總原則。在全麵依法治國的理論和實踐中,始終貫穿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條主線(以下簡稱“三者統一”)。它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國方案”的基本經驗,更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總原則。

一個國家,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幾乎都有一個治國方略,並同時確立與之相應的總原則。如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大亂,諸子百家紛紛提出自己的主張:儒家倡導“德治”的治國方略,其總原則是“仁愛”;道家的治國方略是“無為而治”,總原則是“道法自然”;墨家的治國方略是“人治”,總原則是“兼愛”;法家的治國方略是“以法治國”,總原則是“以法為本,法、術、勢相結合”。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采用法家學說,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經曆140餘年幾代人的努力,終於使秦國由弱變強,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盡管後來因其實施嚴刑峻法和倒行逆施,導致秦王朝的滅亡,但其實現中國的統一,自然與法家的治國方略和總原則有關。我國自1997年確立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後,隨之就逐步形成了“三者統一”這項總原則,通過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的全麵貫徹,我們認識到,“依法治國”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治國方略,“三者統一”是適應這一治國方略的總原則。

第一,黨的領導是“三者統一”的基礎和根本保證。曆史證明,黨的領導是“三者統一”的靈魂,是全麵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黨的領導是中國曆史發展的科學結論,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和現實的選擇。黨的領導從三個方麵為“三者統一”提供保證:製度保證、人才保證和物質保證。黨領導的三大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為“三者統一”奠定堅實基礎。

第二,人民當家作主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本質要求。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的主體地位是國體和政體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實現形式是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還有自治民主與談判民主。因此,我們必須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這個根本政治製度,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與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這兩個基本政治製度。

第三,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經過20年的實踐,依法治國進入全麵推進階段,業已成為黨領導人民治國的基本方式,並逐步演變為人民的主要生活方式,成為全國人民的行為準則,使法治真正成為“規則之治”“良法之治”“公正之治”“控權之治”“人權之治”和“文明之治”。

總之,“三者統一”是個有機的整體,缺一不可,必須堅持相互依存、相互支撐、相互作用、相互補充,共同為實現偉大民族複興而一致行動。

依法執政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總方針。2002年,黨的十六大科學地闡明依法執政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十六屆四中全會把依法執政提到戰略高度,強調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建設。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依法執政在依法治國中的特殊地位。

依法執政的基本形式可以概括為: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公正司法;帶頭守法;引導護法。至於依法執政的基本內容,大致包括六個方麵:黨組織及時向國家的各級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各級領導崗位推薦人選,供權力機關審核並選舉或任命;及時正確處理黨同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檢察機關的關係,聽取他們彙報工作,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對他們的領導;及時製定黨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提出和下達各個曆史時期的主要任務;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帶領全國人民團結奮鬥,共築中國夢;引領與促進國家機關轉變職能,努力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和廉潔政府;及時查處腐敗分子,把公共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使腐敗分子不能腐、不敢腐和不要腐。

依法執政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總方針,也是依規治黨的總方略,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我們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係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以人民為中心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總導向。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論斷,既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價值立場,更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科學邏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要求,是治國理政的總導向。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就職那天起就明確宣布:“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我國憲法銘刻“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既是人民政府的宗旨,也是依法治國的準則。為了人民,不斷改善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幸福指數不斷上升。我國GDP總量已位列世界第二,國家有必要也有能力提高人民生活質量,且不說早已人民當家作主,在經濟上也開始富起來。

控製權力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總要求。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權力不加控製,就必然導致腐敗,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依法治國,從某種角度講,就是依法治權。從曆史上看,控製權力是法治的初衷,因此,法治也是“控權之治”。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控製濫用權力、反對腐敗方麵取得的成效是極為顯著的。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係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提出和闡明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係這個科學命題,並將它作為全麵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它是一個綱領性的概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係的法律表現形式,是我國正式的法律淵源,生動地反映了法治中國各個環節規範化、有序化的程度,彰顯了法治的嚴謹、協調與和諧的狀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係由六大要素構成,即完備的法律規範體係、公正的法治實施體係、嚴密的法治監督體係、有力的法治保障體係和完善的黨內法規體係。其中規範體係是基礎,包含七個法律部門,即憲法及其相關法、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當然,更要公正司法,使人民從每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深入研究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係,探究其科學結構、核心內容和關鍵要素,是法學界、法律界和全國人民的重要使命。

尊重與保障人權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總價值。人權,就是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黨和國家曆來重視人權,早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就頒布了有關人權的立法。新中國成立後,在憲法中專章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2004年,又在憲法中確認了“尊重與保障人權”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人權事業又取得重大進展。2016年12月,習近平主席致信祝賀“紀念《發展權利宣言》通過30周年國際研討會”開幕,明確揭示了中國特色人權觀的基本內涵:“多年來,中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促進人的全麵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有效保障了人民發展權益,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特別是,習近平主席2015年在聯合國大會和2017年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先後兩次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這個構想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顯現了強大的生命力,開創了人權事業的新時代。至於中國內部的人權事業,更是碩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特別是人權的法治保障,更是震動世界,僅司法改革就有190多條,《刑法修正案(九)》《民法總則》相繼頒布,這些都彰顯了尊重與保障人權是全麵依法治國的總價值。

全麵依法治國的理論探究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世界文明的曆史上,治國理政的方式或形式眾多,諸如禮治、德治、共治、帝治以及哲學王之治和無為而治等等,但概括起來,無非就是人治與法治兩種,而事實證明法治是最好的方式。

法治之所以是治國的基本方式是因為:首先,它是規則之治,對事不對人,不受私情的約束;其次,它是眾人之治,無疑優於作為一人之治的人治或作為多人的精英之治;最後,法治有統一的規範標準,也就不至於因標準不一而混亂。這些道理早已有人說過。更重要的是,法治是治國之道。第一,法治研究的是治國之“理”與治國之“術”以及治國之“力”。法治是良法之治,是公正之治,法治講理,以理服人。第二,法治作為治國之道,重點是“治吏”,對公共權力實行有效管控,對“關鍵少數”的領導幹部實行有效約束,既要有效地保證其行使職權,為人民謀福祉,又要及時防止其濫用權力,把公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嚴守“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有效地防止公權力的越位、缺位和錯位。第三,法治的方法靈活多樣,正確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手段解決問題。當然,社會主義法治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的主體地位。法治作為治國之道,還研究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研究國家結構。正因為法治研究和實施國家最基本的問題,所以法治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便成了人類的共識,隻是階級本質、價值取向、使用手段有根本區別。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亦即全麵依法治國是世界上獨有的,也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治國理政基本方式。

同時,依法治國也是強國之路。曆史告訴我們,閉關鎖國沒有出路,隻有改革開放才能使國家富強,而任何改革都必須與法治相結合,它們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保障國家的騰飛。古今中外,國家的強大都是變法(又稱改革)實現的,如管仲在齊國為相,實行變法,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秦孝公任用商鞅為“大良造”,主持變法,使秦國由弱變強,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最終統一中國。還有日本“明治維新”,美國“羅斯福新政”,都是通過變法擺脫困境走向強大的。因此,依法治國不僅是治國之道,也是強國之路。

正因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所以其他方式如善治、共治等隻能起配合或輔助作用。有人說善治是比法治更高的治國形式,或者把善治說成良法加法治。我們說這值得研究,因為良法是法治的基石。善治所有的治理形式幾乎都包含在法治之中。我國古代就有“善法”之說,因此,善治是法治的高級階段,善治就是成熟的法治,善治者,良好的法治也。黨的十八大已確定法治是基本方式,必須遵循。在法治之上不應該也不可能有更高的治國方式。

黨法關係是全麵依法治國的核心問題。“黨大還是法大”是個偽命題。黨法關係實質上是法治與政治關係的集中反映。世界上沒有無政治的法治,尤其是當今世界,離開政治的法治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西方法學家特別是公法學家也認為公法不過是複雜的話語體係,公法領域的爭論隻是政治論爭的延伸。國際鬥爭的曆史證明,每一種法治形態背後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種法治道路中都包含著一種政治立場。我國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我們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本質上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在法治上的理論成果,我們構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係,本質上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法律表現形式。

因此,黨法關係是一個相互依存、高度統一的關係: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這是因為法治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誌的集中體現。黨領導人民製定法律,黨領導人民遵守法律,黨自身又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因此,“黨大還是法大”實際上是個偽命題。從法的製定、執行和司法來看,黨的領導與法治是不能分開的,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不是曲解,就是對黨法關係存在糊塗認識。

“權大還是法大”是個真命題。如果說“黨大還是法大”是個偽命題,因為它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那麼“權大還是法大”則是一個真命題,因為確實在實踐中存在這種情況:第一,個別人濫用國家權力,以權壓法,以權亂法。第二,不理解法律與權力的關係。一般講,公共權力是由法律規定的,如各級政府的權力便在憲法中有明確規定,法律既規定權力的範圍、內容和行使權力的程序,還規定行使權力的原則以及行使權力的責任。凡是違法或超越法律行使權力,就要受到法律的約束,甚至受到法律的處分。第三,少數人甚至叫喊:“我的話就是法”,淩駕於法律之上。因此,在實踐中確實存在濫用權力,權大於法的情況。但這種情況是錯誤的,是國家不容許的。所以我們說,法大於權,要把權力關進法律規定的籠子裏。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具有權威性,它是各國家機關、各政黨和全國人民必須遵循的行動準則,法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誌的集中表現,守法是每個公民的義務。當然,我這裏講的權是指各機關的職權,而不是國家主權,因為法律是國家製定的,在這裏法律還得依靠國家的強製力保證它的實現。因此,“權與法”中的權力是指超越法律濫用權力的“權”,而不是依法行使的“權”。本來,國家權力與國家法律是統一的,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保障的。由於有濫用權力的情況,所以要把權力關進法律籠子裏。

公正司法是全麵依法治國的根本保障。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司法是法律實施的重要方麵,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對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起關鍵作用,英國哲學家培根有段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無視法律——好比汙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汙染了水源。”其中的道理確實深刻,值得借鑒。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整個社會的堤壩就要崩潰,社會公正就要受到廣泛質疑,對依法治國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

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都注意了這個問題,尤其是四中全會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並落實改革措施190條,其中引人注目有:建立領導幹部幹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製度;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推動審判權與執行權分離;變立案審查為立案登記製度;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製度改革;確立司法責任製度;實行司法管理體製改革;確定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製度;確定排除非法證據製度,……等等。

近兩年來,我國的司法體製與機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僅平反冤假錯案就有多件,釋放了因證據不足長期關押的人員多名,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與歡迎,特別是被平反和被釋放的人員不僅獲得自由,而且還得到了賠償。這些遲到的正義雖然有些不盡如人意,但仍然是種正義,是一種安慰和補償。當然,通過總結教訓,在全麵依法治國中將避免發生。司法機關的重大改革和轉變,大大提高了司法的公信力,在今年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的投票中,司法機關的滿意率大大提高,人民對司法的公信力大為提升。

司法是法治的重要指數,是全麵依法治國的最後環節,必須堅持與完善。要認真落實各項司法改革,建立各項司法製度。當然,更重要的是提高司法人員的政治素質、道德素質和業務素質,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製度的維護者、執行者,為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貢獻力量。

全麵依法治國的戰略謀劃

用新發展理念引領依法治國全過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不僅實現了黨對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升華,而且標誌黨治國理政理論的新飛躍,因此,我們必須用新發展理念引領依法治國的全過程。在創新上,這對依法治國極為重要,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全麵依法治國首先要在理論上創新,當今的任務就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與法治體係。在製度上的創新重點確立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體製。在實踐中的創新,就是建立各項司法責任製度。至於協調,這本身就是法治體係運行的基本要求,要由過去隻重視互相配合,向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監督方麵轉變。開放、共享更是法治係統論的生動體現,法治的最終目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尊重與保障人權,實現人的全麵發展。就現階段來看,法治就是要從每個具體案件中感受公平正義,正義是法治的價值追求,也是人民對法治的期望。當然,正義既有程序正義,也有實體正義,社會主義法治是以實現兩個正義,並為人民所共享。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話語體係。學科的話語體係是一個學科的生命,直接關係該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不僅直接反映該學科的水平和發展趨向,而且關係該學科走向世界的途徑。一個獨立的學科話語體係是知識生態的首要部分,因為學科的知識存量往往是通過話語體係表現出來。因此,學科的話語體係是極為重要的,正如國家一樣,一個沒有獨立話語體係的學科,勢必失去在學術上的話語權,失去學術論證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所以,我們法學學科必須開始構建本學科的話語體係。

事實上,我國在構建法學學科話語體係上已經有三次嚐試。第一次是1949年,麵對蔣介石提出“和談”的要求,毛主席提出了“八項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廢除偽憲法”,第二條就是“廢除偽法統”。《解放日報》還專門作了解釋:法統就是偽法律體係及其法律知識,並建立新的革命的法統與法律意識,開啟建立法學話語體係第一次嚐試。1949年2月,《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正式頒布,並且在新中國建立後執行,明確指出:“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下”,“人民政府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為依據,而應以人民的新的法律為依據”,其中便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法律意識。第二次嚐試是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黨的執政方式開始轉變,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黨的十五大確定了依法治國的方略,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係作了準備,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起了關鍵作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係第三次嚐試,應該說是正式構建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對治國理政提出了一係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係的構建發揮巨大作用。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係,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法學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為指導,立足中國國情,合理借鑒世界法治文明,認真總結和提煉中國的法治實踐,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話語體係,這就要求:第一,從我做起,研究中國問題,做中國文章;第二,不斷用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總結中國依法治國實踐,並升華為理論;第三,不當西方學者的“搬運工”,合理借鑒,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第四,認真合理吸取本土法律文化;第五,吸收時代營養,將民族特色與現代文明有機結合。

全麵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曆史任務,使命光榮,責任重大。我們堅信,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14億人民的共同奮鬥,有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弘揚,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指引,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將越走越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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