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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躍進:文學史為什麼選擇了杜甫

2018-04-16 09:05

4月14日晚,manbetx被锁定 珞珈講壇第230講在櫻頂老圖書館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劉躍進教授應邀開講。劉躍進教授以“文學史為什麼選擇了杜甫”為題,與我校師生分享了自己關於杜甫詩歌的文學價值、曆史價值的再思考。manbetx被锁定 黨委副書記沈壯海教授為其頒贈珞珈講壇紀念牌,manbetx被锁定 文學院院長塗險峰教授主持講座。



劉躍進教授首先梳理了杜甫詩歌史地位的確立過程。唐代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而八世紀中葉,又是這個黃金時代最耀眼的篇章,以李白、杜甫為傑出代表的眾多一流詩人,相繼登上詩壇。相比生前便名滿天下的李白,杜甫則不為世人所重。杜甫死後四十三年,元稹為其做墓誌銘,讚其“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專”,給予極高的評價。至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高”第一次將李杜並稱,到晚唐孟棨《本事詩》稱杜詩為“詩史”,再至明代楊慎首次使用了“詩聖”概念,杜甫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逐步提升,並最終確立了其崇高地位。



結合杜甫的生平與創作,劉躍進教授從“杜甫的自信與自卑”“杜甫的沉鬱與頓挫”“杜甫的漂泊與流亡”三個方麵揭示了杜甫之所以被經典化的原因。杜甫對自己的才華充滿自信,這與其遠祖的武功儒術、祖父的文學傳統、皇室的姻親血脈、盛唐的豪邁自信息息相關。杜甫十四五歲時開始“出遊翰墨場”。近十年的壯遊過程中,杜甫由最初“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躊躇滿誌,轉變為科舉不順後“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的落魄自卑。杜甫在長安蹉跎十年,始終未能得誌,這使他的詩風發生了變化,形成了沉鬱頓挫的風格。劉躍進教授以《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為例,具體說明了令文人們又愛又恨的長安給杜甫創作帶來的改變。安史之亂爆發後,杜甫的人生進入“漂泊與流亡”的狀態。從寫自己離別感受的《羌村》《北征》,到寫達官權貴喪亂的《哀江頭》《哀王孫》,再至寫百姓戰亂之痛的“三吏”“三別”,戰亂中的離別體驗成為杜甫詩作的重要題材。離開長安後,杜甫漂泊十年,在隴南、成都間輾轉。回歸家鄉代替政治抱負成為了杜甫最迫切的願望,他的心態也隨之變化,《絕句》《秋興》《登嶽陽樓》等詩皆是這個階段的作品。而杜甫最終也沒能到家,他的生命結束在歸家途中的湘江小船上。

在對杜甫的經曆和作品重新了解的基礎上,劉躍進教授總結了杜甫的文學思想和杜詩的曆史價值。杜甫推崇如庾信一般的“淩雲健筆、意緒縱橫”,肯定如屈原、宋玉一樣的深情,恪守格律,對前賢有所繼承、有所創新。考察杜甫詩作的經典化過程,可以得出結論:文學不能離開時代,文學不能離開人民,文學理應表現崇高。

“文學理應表現崇高”的觀點得到了聽眾們的積極回應,中國的悲劇如何定義、杜甫怎樣繼承了建安風骨也成為互動環節中的交流話題。劉躍進教授的講座既充滿詩性的浪漫,也飽含對現實社會的關照。一場關於杜甫的講座帶來的不隻是文學學科的知識,從中展現的杜甫和主講人共有的家國情懷、人文關懷更使到場師生獲益匪淺。(圖文:張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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